《唐诗纪事》是诗纪事著述的创体之作，至明代中后期开始受到一批学 者的高度评价。在诗、史有别的前提下由批评杜诗纪事转向思考事与情的关系、诗如何纪事等问题的“诗史”论争是明人建构诗纪事著述价值的语境，明人正是在事与情关系框架内展开对诗纪事著述价值的建构。理学家孔天胤曾为嘉靖钱塘洪氏本《唐诗纪事》撰序，通过追本溯源的方法从《诗》那里寻找诗纪事的依据，并全面回应事与情关系的问题，张扬“在事为诗”的诗歌发生论，在承认情为诗之本体的前提下强调事对于情的兴发功能，并宣扬诗纪事著述兼具文学史、政治史的价值。明末清初， “诗史”再度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诗与史通的观点及由此形成的采诗庀史的实践主张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诗纪事著述的编撰深受影响，编撰者引入《中州集》《列朝诗集》等新典范，张扬诗纪事的历史价值，将一代诗纪事提升至一代之史的地位并赋予其挽救文化失坠的功能。明清学者对于诗纪事著述价值的建构与张扬反映了对诗、史的本质及二者关系等的思考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