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

周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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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

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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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
2020年4卷第2期页码：5-22
纸质出版日期：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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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琦.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J]. 发展经济学, 2020,4(2):5-22.

周慧琦.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 [J].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china(chinese version), 2020, 4(2): 5-22.
周慧琦.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J]. 发展经济学, 2020,4(2):5-22. DOI：

周慧琦.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潜力测算. [J].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china(chinese version), 2020, 4(2): 5-22. DOI：

摘要

基于 2005－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56 个对外开放国家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开放投资的影响因素，并测算了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潜力。经过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开放的投资存在较大差异。（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受到同时期中国和沿线国经济水平、交通运输成本、自然资源量、经济活动自由度及制度的共同影响。（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存在较多的投资机会。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关键词

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引力模型投资潜力

Keywords

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引力模型投资潜力

references

［1］王桂军，张辉. “一带一路”与中国OFDI企业TFP：对发达国家投资视角［J］世界经济，2020（5）.［2］徐雪，谢玉鹏 .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8（4）.［3］蒋冠英，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9）.［4］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J］.管理世界，2015（5）.［5］何新易.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因素［J］.管理世界，2016（1）.［6］张述存. “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J］.管理世界，2017（4）.［7］赵春明，何艳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8］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自然禀赋［J］.经济研究，2014（12）.［9］程惠芳，阮翔 .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2004（11）.［10］李磊，白道欢，冼国明.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6（8）.［11］李新春，肖宵.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J］.管理世界，2017（10）.［12］吉生保，李书慧.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8（1）.［13］蒋冠宏，蒋殿春 .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 经济研究，2014（5）：160-173.［14］杨娇辉，王伟，谭娜.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世界经济，2016（11）.［15］杨柳，潘镇.地区制度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20（4）.［16］田巍，余淼杰.汇率变化、服务贸易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2017（11）.［17］协天紫光，樊秀峰，黄光灿.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J］.经济研究，2020（4）.［18］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经济研究，2012（5）.［19］闫雪凌，林建浩.领导人访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2019（2）：147-169.［20］高敏，李颖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J］.管理世界，2004（1）.［21］蒋冠宏，蒋殿春.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J］.世界经济，2017（7）.［22］陈漓高，张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地位划分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7（10）.［23］吕越，陆毅，吴嵩博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J］.经济研究，2019（9）.［24］韩喜平，张嘉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关系协调分类研究［J］.管理世界，2019（4）.［25］杨全发，韩樱.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策略［J］.经济研究，2006（4）.［26］张宇.制度约束、外资依赖与FDI的技术溢出［J］.管理世界.2009（9）.［27］许罗丹，谭卫红.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J］.世界经济，2004（3）.

［28］Buckley P.J.，Jeremy C.L. ，Cross A.R.，Liu X. ，Voss H. ，Zheng P..The Determinants of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29］Kolstad I.Wiig A.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30］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Sylvie Laforet.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31］Alexander Gabuev.Eurasian Road Aliance：Russia-China reacher［J］.China LeadershipMonitor，2015（47）.［32］Ziliang Deng，Jiayan Yan，Marc van Essen.Heterogeneity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