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观《礼记》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仁、礼思想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研究《礼记》的“末”，而非“本”。有趣的是，“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规定可能比现代中国大陆刑法（台湾地区刑法有老年人的限制行为能力之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更具有逻辑自洽性。因为它不但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限制能力，也规定了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的限制能力。同理，我们在学习研究《礼记》时，也不能把礼等同于民法，如作为《礼记》中最重要部分的治丧文化，既是现代民法所没有的。 我还想在这里申明一点，作为在现代语境下写作的本文，所谓“《礼记》的法理思考”本身就有把法律思想从作为整体的礼中切割下来的意义趋向，但这恐怕是不得不然的无奈之举。我们无法完成时代场景的回归，则只能尽量保持并呵护它的原貌，以作“第二等好”。[2]诚然，《礼记》也为庶民在某些方面进入礼社会开了口子，并在一些地方论及庶人。单以“曲礼下”篇而言就有两处：“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庶人之挚匹。”具体原由，后文另述，此处不表。[3]杨鸿烈著，《中国古代法律发达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页。[4]作为一个旁证，我们可以参见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他也是把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整体来研究家族、婚姻、阶级等的。参见瞿同祖著，《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其实《礼记》中对礼和乐的关系的阐释是相当精到的，限于篇幅和结构，本文没有对此做出论述。[6]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7]陈来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8]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9]《礼记》的这种对人的细化是充满智慧的，即使在现代法治话语下也不逊色。参见胡玉鸿著《法学方法论导论》第四、第五章中对中人、恶人、理性人、社会人的划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0]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11]古郎士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26页。[12]同上，第214页。[13]钱穆著，《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页。[14]梅仲协著，《法与礼》，载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选集》，汉林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五年版，第16页。